张永泰先生于2022年1月11日驾鹤西去，享年85岁。一个月以来脑海中总是浮现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如潮往事涌上心头，情不自禁追述这些与老师交往的难忘片段，藉以悼念亲爱的老师。
张永泰先生是我母校沈阳农业大学的教授。我相信，如果张老师就职于更高的学术平台，他应该有很高的行业地位，一定是妥妥的大咖级权威。
抗美援朝的原因，沈农曾从沈阳迁往哈尔滨，回迁后，牧医系被挽留在哈尔滨，成为东农的核心学科，沈农的畜牧兽医专业上世纪50年代末才重新组建，张老师就是第一届留校任教的毕业生。因学业突出而留校的他，自然就成了沈农牧医系的骨干力量。由于组建得晚，沈农牧医系较晚才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点更是近年才获得批准。牧医系在行业里的地位虽然不高，但张老师却是行业公认的才子。这个“才子”，既是对他专业方面精深造诣的描述，又是对他触类旁通、多才多艺的认可，更是对他丰富多彩人生的肯定。如果中国畜牧界有一个人可以称作“泰山北斗”的话，比较公认的人应该是东农的许振英先生，张永泰老师对许先生特别尊敬，许先生也特别青睐晚他一辈的张永泰老师，他们是情投意合的忘年之交。作为后起之秀，张老师的文章质量、科学思维、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都得到许振英先生偏爱有加的高评。
我是1981年入学沈农的。我入学时，张老师四十出头，已经是牧医系的副主任了，可以说是志得意满，年轻有为。我学的是兽医专业，与张老师交集较少，但是他鲜明的个性、犀利的语言、对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的高标准，以及严格严厉的做派，都让我们对他产生了敬畏。我和张老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85年。那时候刚刚开始有个体畜牧场的产生。团市委要求沈农派出一个师生团队，去支持位于沈阳于洪区的一家当时辽宁最大的民营畜牧场的发展。张永泰老师承担了这个任务，除老师以外，还要求有一个学生在那里工作一个月，帮助这家畜牧场落实改进计划，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系里自然要选择一名学业优秀的学生。一方面能够担当起这个使命，另一方面不至于因为中断一个月课程而影响学习成绩，影响期末考试。读大四的我被选中了。当时的沈阳团市委书记就是后来成为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骆琳，副书记是后来成为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辽宁省高法常务副院长的丁仁恕先生。我们只在一起工作了两天，张老师就决定把工作交给我，他返回学校。骆琳书记问：“张老师，你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张老师说：“有金卫东在，我完全放心，他一定能把我交给他的这些工作做好。你们不用担心。”给我的工作要求是通过配方调整帮助这家畜牧场提高蛋鸡产蛋率，同时帮助设计一个再过50年也不会落后的现代化养猪场。在张老师的耳提面命之下，我开始做总体规划，反复思索，反复计算，在材料选择、成本控制和先进高效之间不断优化方案，所有的图纸都是自己画的。终于在一个月内既完成了饲料配方的正规化、标准化，重新建立了原料标准，稳定提高了鸡群产蛋率，也完成了100头母猪场的设计。现在看来，当年的设计完全不够现代，更谈不上50年都不落后，但在当时好像还是令人眼前一亮。经过这次合作，使我对张永泰老师有了更深的了解，产生了更多的钦佩。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精深的教授，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家，还是一个有经济头脑、懂得注重控制成本、因地制宜的管理者。我也给张老师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我在大学期间一度辉煌，被选为班长、学生会副主席，但是年少轻狂，没有处理好各种关系，又在一年内被免去两个职位，与政工老师的关系非常对立，“倚仗”自己学业优秀又很得专业老师的宠爱，五年大学生活中，有三年我是以类似于“在野党”的角色，不退让、不妥协地存在着。同期，张永泰老师也因为性格直率，系主任职务被撤，这样，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儿同病相怜。那时候，张老师给我的感觉是经常喝酒，昏昏沉沉，喝完酒以后或抨击时弊挥斥方遒，或指点江山高谈阔论。那时我们的共鸣颇多，我看到了他人性中磊落光明、宁折不弯的方面，或者说刚毅勇敢、非常男人的一面。我想，张老师虽然陷入了低谷，但凭他的才华和英气，一定能东山再起。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了勇气，受到了鼓舞，更加坚定继续特立独行，不妥协，为了不受制于人，决定备考研究生并且如愿以偿。如我所料，几年以后张老师又重出江湖，再度担任系主任，后来成为牧医学院的首任院长。重回庙堂以后，他还是那样本色不改，任人唯贤，特别是十分重视和着力培养年轻业务尖子，不拉帮结伙。有一些跟他关系好的老师，甚至过去同甘共苦的一些老同学、老朋友，但专业不突出、科研能力不出色的，他一律不予重用。这些“老关系”觉得他们在张老师困难时曾帮助过他，甚至在张老师再掌帅印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当政”了应该分一杯羹，觉得他不讲情面，对他产生了不满，联合起来反对他。可以说，几年的系主任、院长任职期间，张老师一直在矛盾冲突中履职。他是公平公正的，也是个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学者，既得到院里大多数老师的拥护爱戴，也有少数人对他愤愤不平。他与那些人的矛盾，没有私忿，在他退下来之后，大家又其乐融融地喜欢并爱戴他了。张老师主政牧医系期间，非常重视本科教育，非常关注尖子学生的成长，在他的这种思想主导下，沈农早期毕业生人才辈出。现在活跃在学术界的大咖有单安山教授、王洪斌教授、计成教授、孟庆祥教授、蔡辉益教授、张晓明教授、胡桂学教授、边连全教授、付刚教授、谢鹏教授、赵玉军教授、王钦富教授、刘玉满研究员、王栋研究员、苏晓鸥研究员、程世鹏研究员。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或工作的李玉芝教授、徐世忠教授、于庆忠教授、黄静教授、李洁文教授、康裕建教授、薛文志博士、安锦华博士、武华博士、李武民博士、张树成博士、王以斌博士、吕化广博士、高维凡博士、宋振远博士、孟祥彬博士，还有很多政府要员和企业领军人物。我和张老师的交往蜜月期是从大学的后期到研究生毕业。这期间我个人有几次发展上的挫折，特别是在研究生毕业时，由于特殊年代历史事件的影响，毕业分配非常困难，按规定我这样的学生不能留校任教，张老师推动学校采取迂回策略，先把我留在学校附属农场，巧妙规避了这个政策。我留校，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张老师的有意安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生凤毛麟角，机会很多，我不愿意留在学校做老师，经过权衡，选择先读硕士再出国读博士，成为学术研究带头人的方向。作为研究生学生会主席，我也动过去中央机关或省级政府机关发展的念头。沈农是农业部属院校，需要提前一年就确定好留校名单并上报农业部。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牧医系就把我确定为留校人员并上报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强烈反对，但是木已成舟。为了让我消除情绪，张老师苦口婆心多次做我的工作，最后一次是毕业前一年十月份的一天晚上，他把我约到他家的简易书房，对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张老师说：“卫东，我是从牧医系的发展出发，把你留校，还有很多人愿意留校、找关系留校。可是我们必须得有好老师，将来才能培养出好学生，如果好学生都不留校，老师都不是优秀的人，将来我们沈农就会衰落呀。卫东，你就为母校发展做一下自己的调整吧，你出去发展应该能挺发达，你的科学素养留在学校一定能为学校的教学和科研贡献价值。”他发自肺腑无私的邀请，最终让我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心悦诚服地同意了留校的安排（也因此，当毕业留校受影响时，我没有其他接收单位）。那时已经是夜晚10点多了，张老师兴致勃勃地穿上外套送我下楼，乘着月色又高兴地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送我走了好长的路。当穿过大操场的时候，张老师动情地说：“卫东啊，将来你就会在这个学校里度过你的一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可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将来桃李满天下时，你就会感谢我今天替你做的选择了。”我留校以后和张老师发生过几次争执。虽然感谢他对我留校的帮助，但是由于那个时期我是在极度心理不平衡的状态下，因此对人对事总是抱着对立的情绪，对张老师有过顶撞行为。记得有一次因为听说我经常在外面和别人打牌，张老师不点名地在系里的会议上批评了我，我当时就火冒三丈和张老师发生了语言冲突。张老师说：“我警告你，生命是以时间为单位来计算的，你这样虚度年华，将来一定就碌碌无为。”我问：“张老师，你是在说我吗？”张老师针锋相对地说：“如果你有这种现象，那就是说你。”我说：“你没有资格说我，我现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必须要发泄。要发泄只有这个方式最好，否则不是危害社会，就是破坏别人家庭。打牌输了，我要努力夺回损失，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领略人间的世态炎凉。我赢了，我要照顾输家的情绪，我要努力扩大战果。我不是在赌博，是在演绎我未来的人生。”张老师无奈地说：“你总有理，好自为之吧。”尽管有这样的冲突，甚至是短暂的不愉快。但是我想年长我二十多岁的张老师应该是能够理解我当时不平衡的心态，理解我当时痛苦的心情的。因此所有的这些小冲突，这些有时不礼貌的顶撞，都没有影响我们本质上的友好和情谊。我们仍然能成为忘年之交，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天说地，常常是一个忘记了自己是一院之长、大教授，一个忘记了自己是下放农场劳动的“问题教师”。难忘岁月回想起来，令人五味杂陈，潸然泪下。回想起张老师与我之间的交往，还有一个不曾公开的小故事。1993年，我在北京工作，张老师到北京出差，住在我的公寓。白天他忙他的事务，我上我的班，晚上回来陪张老师喝一杯。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张老师还没回来，我着急了，担心他是不是迷了路，于是就给他的同学打电话，他的同学说：“张老师已经回去了，你再等等吧。”我左等右等还没有等到张老师，于是又出去到新街口二环路上找，一直找到半夜12点，还没有找到他。那时也没有别的联系方式，只能作罢。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发现张老师已经在办公室门外等我。我问张老师：“昨天怎么没回来啊？”张老师笑笑说：“啊，昨天在同学家喝多了，不让我走，就没回来。”我说：“不对呀，我给你同学打电话了，说你走了。”张老师满脸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你打电话啦，昨天喝多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临时找个小旅馆住下来。不好意思啊。”我看到了另一个调皮、放任、有趣儿的张老师。张老师从北京回去以后，在系里开会对老师们说：“你们大家要学习金卫东，他在外企工作，收入高，当经理。我这次去北京，住在卫东的宿舍，我看到卫东的桌子上都是书，还在看生理学、生物化学。书上有勾勾画画，还写笔记，还在学习呀，卫东将来能有出息。”在外企工作的我每次回学校见到张老师，他都哈哈大笑，把那些反对他的人、反对他的事儿当做笑料，滔滔不绝地对我一一描述。那时候，我从张老师身上看到的是童心未泯、古灵精怪的老顽童形象。我有时想，张老师是一个多么独特的人啊！他怎么能有那么好的专业素养，那么好的文字功底，那么好的科研水平，有那么磊落又豪侠的性格？真是我的榜样。毋庸讳言，张老师也是个有弱点的人。他总是直截了当，按自己认为公平、正确的方式对待人、处理事，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那些跟他关系不好的老师，也有一些是让我敬佩的谦谦君子，我觉得可能是性格不同，站的角度不同，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在当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作为一个学生，面对老师之间的矛盾也无能为力，但是都分别地保持着非常好的师生关系。张老师对我既有关心爱护，也有批评嘲讽。我刚回沈阳办禾丰的时候，张老师就跟别人说：“金卫东这次回来办禾丰了，他在哪，哪的饲料就最好。他在深圳正大康地，正大的饲料就最好；他在北京康地工作，康地的饲料就最好；这回肯定是禾丰的饲料质量最好。”其中不乏嘲讽之意，我也能听出弦外之音。这种师生之间的小插曲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每次见面还是张老师高谈阔论，我揶揄调侃。张老师在不同的场合还是不由自主地夸奖禾丰，我感到非常满足，也非常幸运。张老师风趣幽默。有一次他故作神秘地对我说：“卫东，你有这么多企业，你走到哪里都要讲话，我告诉你一个讲话的万能模板。你看电视里那些大领导都怎么讲话的？其实就五段，第一，成绩是主要的；第二，问题是存在的；第三，问题是前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第四，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第五，要靠加强领导和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你就按这个模式，走到哪里讲话都不用准备。我听了以后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可能这就是官话、套话吧。退休后的张老师把更多精力放在《养猪》杂志上，这本杂志靠过硬的质量，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专业杂志，高峰时期发行量甚至超过5万份。对于每一期的每一篇稿件，包括立意、理论高度、实验方法、文献的采用，他都认真审核，做到了精益求精，丝毫也不商业化。这本杂志从一所东北的大学的小杂志变成了全行业的权威性期刊，成为每个养猪人、每个畜牧专业人才和企业经营者必读的杂志。他用自己严苛的标准，用自己点睛的妙笔，为行业奉献了又一个杰出作品。我感到张老师真的是非常伟大，靠着一支笔、一个大脑，退休以后又纵横天下，打出一片新天地。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性格也从爱憎分明、棱角突出变得和蔼可亲、诙谐幽默。有时在行业会议上见到张老师总是笑容可掬，有时在朋友聚餐上偶遇张老师还是欢声笑语。然而渐渐地，他酒不再多喝，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不到曲终人散绝不离席，我知道张老师已经走入了生命的暮年。但是他仍然比同龄人更有活力，仍然比同龄人更有魅力，仍然比同龄人更有动力。
我把初稿发给几位师兄师姐审阅，很快接到单安山教授等海内外校友的反馈，张老师的弟子们真诚地表述着尊敬、悼念与哀思，篇幅所限这里仅摘录两段：
毕业前的日子里，张老师手里总拿个笔记本，记录每个考研同学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对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同学格外重视。还请我们到他家吃饭，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张老师永垂不朽。（1977级畜牧专业徐世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张老师是大学期间对我最好的老师，给我鼓励最大的老师，也是我最崇拜的老师！张老师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很大，我想这就是我至今还在搞养猪的原因之一，而且以此为荣。早年和张老师也有些联系，后来就疏忽了，现在想想真后悔。张老师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1978级畜牧专业李玉芝，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我在家中圆桌上写此文，看到桌上波斯风格的台布绚丽斑斓，不禁想起那句“聚则成体矫健，散则成章绚烂。”吾师人已远行，可是他留下的思想光辉、人性光芒、品格光彩，正如飘散着的凤毛、弥漫着的麟角，依然能够成章绚烂，润泽后人。不知不觉越写越多，哀思无尽，再为老师赋诗一首：
张永泰，男，1938年2月生，汉族，辽宁大连人，中共党员，沈阳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学院教授。
1957年考入沈阳农学院畜牧专业本科学习，于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担任助教、讲师（1978年）、副教授（1987年）、教授（1990年）和硕士生导师，历任畜牧兽医系副主任、主任和畜牧兽医学院首任院长，兼任辽宁省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养猪》杂志主编等职。
主要讲授养猪学、猪的营养与饲料、动物营养专题等课程。
从事养猪生产及动物营养与饲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沈阳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硕士点奠基人；编辑著有《养猪学》《动物资源管理与利用》等讲义，作为审稿人参与了高校21世纪教材《猪生产学》编审工作。参加了“苏联大白猪风土驯化”、“沈花猪选育”，主持“提高猪胴体瘦肉率的研究”等科研项目。
辽宁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沈阳市劳动模范，农牧部、辽宁省和沈阳市优秀教师，农业部和辽宁省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